文人要收心敛性，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遭遇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乌台诗案”是宋神宗发起的一起诏狱。宋神宗为什么对苏轼雷霆震怒？苏轼的结局又如何呢？

事件的起因

“乌台诗案”的起因绕不开一个人——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离开朝堂，但并不代表人去政息，富国强兵的梦想仍萦绕在神宗的心头。王安石走了，变法不可能因此废掉，李定因此被推到了前沿。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变法派官员。1079年(元丰二年)5月，宋神宗任命李定为御史中丞兼判司农寺。一个是最高检察长，一个是变法的主要机关负责人。神宗此举朝堂人人皆知，就是希望李定感念君恩，继续推行新法，打击反对新法势力。李定此时“新官上任三把火”，正准备干出一份成绩，以报浩荡皇恩。苏轼就撞到了枪口上。

苏轼因为一贯抵制新法，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没少排挤他，苏轼无法在汴京朝堂待下去，自请外放，历任通判杭州。1079年，苏轼又迁知湖州。按例苏轼要上表谢恩，一代文豪做这种应用文是手到擒来，小菜一碟，只需大谈感谢皇恩浩荡，生民幸福如沐春风，自己无比热爱大宋王朝，无比尊崇神宗即可。可苏大才子不知是为了对仗工整，还是有泄私愤之意，写出了：

“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句子。

福祸无门，有人自招。苏轼犯了文人自作聪明的毛病，文人心性害人不浅。有御史官员敏锐地发现邀功的机会出现了。这年7月2日，李定和监察御史一同上奏，列举苏轼历年来所作诗文“讪上骂下”“指斥乘舆”。神宗接过几位大臣精心编撰的苏轼诗摘集句，立即眉头紧锁，看完后心里已经不知问候了苏轼祖宗多少次了。

事件的开端

惹得龙颜大怒，后果当然很严重。神宗立即颁旨：送御史台根勘闻奏。想来苏轼能有如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是他文人习气作怪，根本没有弄清当前的庙堂形式。从前他对新法的攻击和非议是冲着王安石去的。元丰年间，王安石罢相后，神宗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变法派和反对派官员都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当朝堂上“万马齐喑”时，苏轼仍然一如既往对新法冷嘲热讽，这在神宗看来不是简单的“不识相”，而是对君权的一种挑衅。不拿他杀一儆百，拿谁立威？

事件的发展

见到圣谕，李定立即揣摩透了圣意，提出三点建议：“乞选参洽，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有了神宗特旨，李定立刻派员赴湖州，准备押解苏轼回京待勘。突遭此变故，换做旁人早已吓得哀哭不止，瑟瑟发抖。但苏轼很有名仕风度。面对前来缉拿他的钦差，心里虽然也是忐忑不安，但看到妻子啼哭担忧的样子，竟然还能微笑调侃地说道：“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苏轼临危还能这样安慰妻子，真名士也。

事件的高潮

神宗心里非常明白，苏轼只是反对新法，而不是反对皇帝！打骡子惊马，神宗是要借苏轼文字案刹住朝野上反对新法之风。目的达到了即可。吓唬一下苏轼，让他知道如何夹起尾巴做人，少说风凉话就可以了。如果苏轼真死在狱中，神宗是给自己身上泼脏水，无法容才的恶名他神宗可不想背。政治上许多事情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李定自然明白其中利害。审苏轼也不敢动私刑。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结案奏闻，经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复核，苏轼也供认不讳，并且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句的“供状”表示“甘服朝典”。最终专案组向神宗建议：判处苏轼两年徒刑，以观后效。

事件的结局

十二月二十六日，“乌台诗案”尘埃落定。神宗颁旨贬授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劫后余生的苏轼来到黄州，请得城东荒地数亩，耕读度日。因为此地处城东，皆为坡地，故名“东坡”。此后，苏轼又在此处修建了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

此案重举轻落，苏轼能逃过一劫，和宋朝当时的开明之风不无关系，也和苏轼才华冒尖，影响力巨大不无关系。经此一事，苏轼个人的创作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焕发出来的新的创作激情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光时刻。在仕途上经此打击后，苏轼的文风也发生了变化。人只有经历了劫难，性格才会发生变化，这话不假。苏轼此后的许多文章与词作都表现了其性格通脱豁达的一面。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内容上有了突破的话，那《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写作风格的大胆突破。因祸得福，中华大地从此又多了一位不朽的诗词“大家”。

苏轼的经历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官场不是自由之地。对政见不满，发牢骚不但要看对象，更要掌握时间。文人秉性，率直不拘言辞，凭自己才学写一些不恰当的诗句来对领导主张指指点点，是为官大忌。

官场箴言：领导，只有领导才是永远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