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党史、悟思想。（4-1）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与重要思想初探 —— 学党史、悟思想。

  今年7月23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 荜路褴褛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重温党百年的不折不挠，百年的苦难辉煌，百年的奋斗历程的生动实践中，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教育活动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的喜悦与欢庆的氛围中，我们不仅仅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奋斗过程中，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丰功伟绩，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党不仅有崇高的理想、先进的思想、还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自我约束、自我剖析、自我纠错、自我整改、自我革命、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不断拨乱反正，正风肃纪，使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用百年史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始终保持着人民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队伍。基于此，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研究不仅热度不减，且方兴未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无不反映出人们对我党百年自身建设的总结思考与高度评价，无不体现出人们对百年大党反腐倡廉之路、之道的探索与认识升华，这种探索与认识无论来自思想战线、理论战线，还是从事反腐倡廉工作的实务战线，以及社会各界人们都想找到一条清晰路线图，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无论是否执政还是在野，不管革命与建设任务多么繁重，不顾所处环境多么复杂，不言顺势逆势，都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勇往直前，在国运民运顺势时能够积极作为、乘风破浪；在国运民运逆势时能够以高超的智慧与担当，化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在国运民运深陷迷雾、困局难破时，能够展示出弥天大勇、转败为胜、攻坚克难，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魄力与风采，为人类进步事业谋划新篇章、开辟新道路，中国共产党用不断焠炼的百年史证明了自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舵手与领航人。

研究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路线图，百年奋斗史，须深入探究其内在的原因与内在机理，只有把握住中国共产党百年苦难辉煌，永续奋斗的内在原因与内在机理，才能够从情感上认知、从理性上判断、从思想上觉悟、从行动上紧跟。笔者认为，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的内在原因与内在机理最主要的是应当抓住我们党一直坚持开展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先进性建设、领导革命和执政时期的能力建设、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建设。这三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也没能忘记、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并使之永远在路上，不间断、不停步、持续发力，甚至采取诸多措施不断地巩固相应成果，不断地提升其效果。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史，从每个历史时期还是每个历史阶段看，我们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确定之后，关键看先进性、能力、纯洁性三大建设的成败得失。从三大建设之间的联系来看，先进性建设是灵魂、能力建设是发挥革命和建设领导核心的作用的关键与前提，纯洁性建设是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与保障。其中，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与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关系直接，也可以讲反腐倡廉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与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内容，能力建设不能说与反腐倡廉工作无关，从字面与语句表面意思上看似联系不那么紧密，但深入学习一下我们党的百年史，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容中把官僚主义、不作为、滥作为、乱作为作为整治重点时，它既构成了能力建设的内容，也成为反腐倡廉的范围。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必须放在先进性建设、能力建设和纯洁性建设这三项伟大工程中去深化认识、深入研究、深刻把握。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与重要思想作些初步探讨。

需要说明三个问题。其一、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从两个方面深入细致推进，一方面要强调对党的反腐倡廉历史和现实行为的研究，真正贯彻“唯物的”和“历史的”原则。依作者接触的资料和成果分析，这方面是极为丰富的。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思想、重大观念与理念的研究，并形成系统性和体系化的认识。笔则认为这方面还相当薄弱，甚至处于碎片化阶段。思想、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也要从其思想、理念，尤其是作为其领袖、核心、领导人的思想、理念对反腐倡廉工作更具引领与指导作用。最近有党史专家学者呼吁，党史研究要加强党的重要思想、重大观念与理念演化史研究，他们认为，作为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概括形象、思想、观念和理念对行为具有引领和指导作用。笔者认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和倡导过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观念与理念。加强对这些思想、观念和理念发展演化过程的研究，首先是深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脉络、理解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重要抓手；其次正如马克思所述，观念是“移入人的头脑的”、客观的“物质的东西”，探析其具体内涵的演化，是从观念史视角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发展演化时代特征与变迁规律的重要路径。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思想、重大观念与理念演化史研究，可以改变传统研究中仅突出强调对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历史与现实行为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的优点是贯彻了“唯物的”和“历史的”原则，但不足的是对反腐倡廉工作历史和现实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活动关注不够，反腐倡廉工作研究既见“物”又见“人”的格局并未真正形成。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变化的关键节点，以大历史视野研究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史，不仅要深入研究党的反腐倡廉的历史行为过程与成效，还需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有千百万党员并不断发展壮大新老成员组成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有机体，加强研究这一生命有机体在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方面的主体思维和情感过程，由此形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新思想与新概念是党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与新的课题。

其二、要重视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实践和重要思想、重大观念与理念及其内涵的溯源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指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逻辑，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一重要论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谈起溯源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寻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她的诞生，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让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间奇迹，‘敢教日月换新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反腐倡廉工作和重要思想、重大观念与理念及其内涵的溯源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在党内既没有可资谋取私利的政治权力，也没有提供腐败分子孳生的物质条件，当时没必要也不可能在党内形成反腐倡廉工作实践和重要思想、重大观念和理念；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些重要思想、重大观念和理念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由革命转入建设时期，由在野转入执政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反腐倡廉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的情况下，一些重要思想与重大观念和理念客观上才能出现与形成。其实，这种观点在认识上存在偏差，不利于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思想、重大观念和理念的溯源与疏理，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性质的模糊性认识。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客观现状讲，二十世纪之初，是近代中国政权最腐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内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政治的专制黑暗。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起就面临反对腐败政权，建立廉洁政府的任务。革命的目标是要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权力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清除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清除人民痛苦的源泉，建设民主政治。而为了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保证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党自身的建设，防止腐败蜕变。在完成艰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如何防止腐败，就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的重要课题。从客观条件上讲，诱惑党内不坚定分子走向腐败变质的社会环境是存在的。所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按照什么原则建设党，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如何防止党员蜕化变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存在、发展，能否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充分注意到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失败的教训和俄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从诞生时起，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确立了党的建设原则，从而为党的建设，为保持党的先进性，防止腐化蜕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这些思想和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在制定党的纲领，明确党的性质和任务时，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对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如党的一大党纲规定：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献身精神，不应该有任何入党谋私的意图。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也就成为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针对当时党刚刚成立，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共产党员能否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有不同认识，也产生了不同做法，党的一大、二大对共产党员能否到现政府，即不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去做官或者担任国会议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分歧在于党员做官或者担任国会议员会不会变质、腐败、背叛党的事业。一大的多数代表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与资产阶级官僚一起工作，这样做会影响党的纯洁性，有变成黄色党的危险，因而党纲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了解建设民主统一战线，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开展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当党的二大认识到“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根据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总政策的需要，允许党员担任议员，“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份权”进行合法斗争，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为防止党员官僚化，脱离党的领导，违背党的政策，又规定：“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反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其委员资格，并开除出党”。党章还规定：“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在党未取得政权以前，对党员到现政府去做官或担任国会议员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对防止党员官僚化，防止党员腐败，是一项有效的有意义的重要措施。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里担任职务，主要是利用合作关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并在实际活动中阻止和反对贪官污吏执掌政权。但中国共产党最重视的是防止自身的腐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三万余人，不免混入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质恶劣的分子，导致党员质量退化和极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滋长起来，“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的流弊”；二是热衷做官，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政府里去做官；三是“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并发出《通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即《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这个革命潮流仍然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坏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它的党陷于腐化，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决议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共中央的这一举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后又要求江西地方组织，“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对“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厉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这些严厉措施，对防止党员官僚化，对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独立性，对发挥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是重要的组织保证。

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在革命形势非常复杂，开展各项革命事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出现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但在党的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及其他工农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还是坚持反腐倡廉工作不动摇，如省港罢工委员会一开始就设立财务委员会，定期向罢工工人代表报告财政收支情况；成立罢工工人纠察队，防止罢工工人内部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公布《会审处办案条例》，列举了必须惩处的27种罪行，其中与贪污舞弊有关的约占三分之一。除此之外，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制定法律与相关制度，惩办行贿受贿、赎职等行为。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四大这个历史时期，还不具有对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对参加这个时期的革命进行有益探索是首要任务，而对自身的反腐倡廉工作的探索也是初步的，从一大明确党的性质，到二大确立党的“纪律”，再到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的数量，巩固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可以说，大革命的高潮与失败，不仅促使我们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予以丰富与作出完整规定问题，也促使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工作逐渐清晰起来，我们必须从这段党的历史出发，深入地研究与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是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到复杂的革命环境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是毫无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庄严承诺是如何落地生根的；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答案的寻找与疏理，对这一时期党反腐倡廉工作实践及重要思想、重大观念和理念进行具体化的溯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原理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溯源，通过既见“事”，又见“人”的溯源，使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思想、重大观念和理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重要领域。

其三、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曲青山同志指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据此，他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即：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③按照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历史时期这一划分法，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工作应紧紧围绕各个历史阶段的划分，紧扣当时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以及反腐倡廉工作实践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所折射出的思想、观念与理念的总结与分析，对研究我党的反腐倡廉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主要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探索时期，是领导各阶级、阶层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1927年7月至1937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廉洁政权的理论，进行了红色政权反腐倡廉的历史性探索。应当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自己政权前提与基础之上的反腐倡廉工作尝试。由于根据地的红色政权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也会时有出现。对此，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要严厉的反对党员中有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或比一般群众处在特别优遇的地位的状态”。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进行伟大尝试，不仅在政权的组织建设、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也举措频频。如中央苏区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了以“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反对官僚主义领导”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建设，目的是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的战争任务”。期间，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根据该训令，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因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2000元，二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零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三名罪犯经公审后均判处死刑被处决。由于中央苏区的示范作用，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先后处决了一批犯有死罪的贪腐分子。同时，将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反腐倡廉工作重要内容也如火如荼展开。由于中央领导带头，实行干群平等待遇、官兵平等待遇，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实行经济民生制度，实行经济民主制度，加之进一步完善了由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要求各省设立的党内监察机构，组建了政府的监察机构和中央及地方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有效开展了对贪腐行为和官僚主义的监督。

二、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包含的阶级、阶层十分复杂，外界的各种不良影响侵蚀共产党的机会更多，如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财经干部十分缺乏，在基层政权中使用了一部分旧人员，一些旧社会的恶习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革命队伍；还有的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策略，推行“溶共”政策，由杀头改为腐蚀，搞拉拢、吹捧、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的引诱，妄图把共产党融化；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包括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根据地允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思想就不能不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对此，在各革命根据地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确保抗日民主政权的廉洁。期间制定颁布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规定：“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目的是要“改造政府成为抗日民主的廉洁的政府”。施政纲领规定：“整理财务，建立严格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实行以俸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要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特别是结合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深入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精兵简政，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干部考绩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根据反腐倡廉工作实际需要，制定修改和完善了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党内规章制度，对贪污腐化分子予以严惩不怠。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冀晋军区所属机关部队中张海山被依法枪决，起到了杀一敬佰，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

三、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解放战争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着军事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而战，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松反腐倡廉工作，而是将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廉洁的人民政权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发展，把艰苦奋斗、廉政勤政、廉洁奉公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基础是根本任务，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各种条件之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全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失败的覆辙。为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要反对贪污浪费和加强监督管理，各解放区根据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制定或修正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主要有：《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颁布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在大力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同时，党中央还从思想上、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如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财政管理；健全监察机构，加强经政监督等。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到城市，大批干部将由俭朴的农村驻进繁华的城市，进城之后能不能站得住，会不会步李自成的后尘，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此党中央作出明确指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被其他阶级的坏作风所腐化，“应该用朴素的作风，来对抗旧社会堕落腐化的恶习，用勤劳生产来对抗游手好闲的寄生阶段的思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④历史已经证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警钟，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以史为鉴，鞭策全党，激励全党，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开创了新中国一代廉政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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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2日